十七年诗歌

一、隐失的诗人和诗派

1、诗歌道路的选择

（1）40年代后期，“新诗现代化”的多种可能性：“七月派”诗人；李季、田间“写实性”解放区诗歌；马凡陀（袁水拍）“平民化”诗歌；穆旦等“现代主义”倾向诗歌

（2）进入到当代，新诗选择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 一是为当代新诗确立思想艺术规范：强调诗的社会功能、写作者“立场”和思想情感的性质。诗服务于政治，诗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当代诗歌观念的核心
• 一是对新诗历史重新进行整理、评价：
  • 郭沫若、蒋光慈、殷夫、臧克家、艾青、袁水拍、阮章竞等“革命传统”代表
  • 胡适《尝试集》、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等与革命文学对立的资产阶级派别

（3）转变：主体经验、情感表达→“客观生活”“工农兵生活”的反映

（4）“政治抒情诗”

（5）新诗的“资源”与形式问题

• （格律、自由体、歌谣体、诗的建行等）这些形式、技巧关联对“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问题。这些在建国初被忽视和否定，引起部分诗人的关切、忧虑。
• 林庚认为，虽说古典诗歌和民间诗歌的五七言形式已经成为重要“传统”，但是，“绝没有一种形式可以无限使用的。也绝没有一种传统可以原封不动的接受下来。”
• 何其芳批评了“因某些新诗的形式方面的缺点而就全部抹煞‘五四’以来的新诗，或者企图简单地规定一种形式来统一全部新诗的形式”的倾向，认为“他们忘却了‘五四’以来的新诗本身也已经是一个传统。”

2、普遍的艺术困境

• 郭沫若，《百花齐放》101首组诗
• 臧克家，“欢乐颂”：热情、平直、浅白，《诗刊》主编，当代诗坛的“支持人”和“指导者”
• 冯至《西郊集》《十年诗抄》，从对个人体验的沉思，转到对新的社会生活，对西北的工业建设者的表现、歌颂。
• 何其芳“矛盾体”
• 田间《赶车传》以政治概念代替生活感知
• 艾青《海岬上》“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

3、“中国新诗派”（九叶派）的消失

• 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等“中国新诗派”诗人的消失
• “内敛又凝重”，私淑艾略特、奥登等现代主义诗人
• 诗与政治之间没有从属关系，现代人生与现代政治密切相关，作为人的深沉经验呈示的诗，自然不可能摆脱政治生活的影响，但是诗有其独立的品格，诗的取材的单一政治化和写作主体狭隘的“阶级分析”视角，都是不可取的。

4、“七月派”诗人的遭遇

• 胡风《时间开始了》
• 阿垅（陈亦门）《人与诗》《诗与现实》《诗是什么》

二、诗歌体式和诗歌事件

1、“写实”倾向和叙事诗潮流

解放区的两种倾向：（进入当代，后一种成为方向和榜样）

• 晋察冀诗人，如田间、魏巍、蔡其矫等，主要接受新诗自由体诗的影响，重视诗人情感、心理的反应，来表现时代和革命。
• 陕北和太行山的诗人，从民间文化中取得借鉴，在取材上更重视以战争为背景的军队和农民生活的表现，叙事诗是他们热衷的形式。

“写实”倾向两种表现：

• 40年代解放区已经出现的叙事诗热潮
  • 少数民族叙事诗的整理，《嘎达梅林》《阿诗玛》，仓央嘉措汉译情诗等
• 抒情短诗
  • 李季《玉门诗抄》《致以石油工人的敬礼》等。
  • 阮章竞，以书面语的自由体诗作为基本格式，倒退。
  • 张志民，坚持以民歌体式表现北方农村生活，“戏剧”特征的生活细节。
  • 闻捷《天山牧歌》（1956）《苹果树下》《复仇的火焰》

2、青年诗人的艺术道路

（1）泛政治化的艺术观：邵燕祥、李瑛、韩笑、公刘、白桦等，诗与革命是同意事情的不同方面。

（2）艺术资源：“五四”以来的自由体诗、外国浪漫主义诗歌

（3）西南边疆诗群：云贵川特殊的自然人文景观构成艺术灵感，民间古歌、民间史诗和民间抒情诗的搜集与整理，进行“再创作”。

• 公刘《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在北方》
• 邵燕祥《到远方去》《给同志们》：“工厂、矿山和建设工地”“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形象”成为强烈关注对象
• 李瑛：是当代写作时间最长、而且出版诗集最多的一位。出版约40部诗集。

三、50年代的诗歌事件

1、“百花时代”诗歌变革及受挫（1956-1957）

2、“新民歌运动”（1958-1959）

• 背景：大跃进运动；
• 核心内容：创建人民的大众文化的大规模群众性实践。
• 毛泽东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大规模地收集民歌》（《人民日报》1958年4月14日）
• 郭沫若、周扬的支持，作序《红旗歌谣》
• 特点：1. 新民歌主体工农大众，取代文人知识分子；2. 民间歌诗谣谚为主要资源，取代五四新诗传统；3. 写作传播方式公众集体参与。

四、政治抒情诗

• 这一概念出现在五六十年代之交，其典型样态在50年代初就已存在。
• 艺术渊源：中国新诗中浪漫风格的诗风；西方19世纪浪漫派诗人、当代苏联，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遗产。
• 当代政治与文学特殊关系的产物。它表现了作者关注政治事件、社会运动的热情，和以诗作为“武器”介入现实政治的追求。个人情感、经验的处理成为敏感问题。
• 艺术形式上，表现为观念演绎、展开的结构方式。大量长诗，排比句，渲染、铺陈，节奏分明、声韵铿锵。
• 广场诗歌

1、邵燕祥《我爱我们的土地》

2、郭小川《致青年公民》《望星空》

• 《望星空》包含了诗人对个体生命与巨大历史洪流之间矛盾的敏锐感受。郭小川强烈意识到个人的抒情、个人情感的迷失与软弱，最终必须汇入滔滔沸腾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是这种汇入在郭小川这里并非轻而易举，它充满矛盾，痛苦，而这种矛盾与痛苦的敏感体验和有意无意的表现，是郭小川大部分政治抒情诗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 “《望星空》宣扬了‘人生渺小，宇宙永恒’的意思，这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而是一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萧三《谈望星空》，《人民文学》1960年第1期）
• 在50年代有关建立怎样的“新世界”的想象中，郭小川在这些作品中提出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肯定个体精神、情感价值的“设计”。在处理个人—群体、个体—历史、感性个体—历史本质之间的关系上，在处理个体实现“本质化”的过程中，郭小川承认裂痕、冲突的存在，也承认裂痕、冲突的思想、审美价值。因而，他虽然也强调精神“危机”的克服、转化的必要性，但是，由于对个体价值的依恋，对人的生活和情感的复杂性的尊重，他并不试图回避、且理解地表现了矛盾的具体情景。

3、贺敬之《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

• 政治性主题、政治视角并不是贺敬之当代诗歌缺陷的必然根源。问题在于“政治”在他的诗中，和诗人对“政治”的观察，表达的经验，只是局限于经当代政治权力规范的观念、政策、口号，无法获得深化和拓展。因而，他有的诗因表达一个时间的“政治”而得意，又因为另一时间的“政治”而尴尬；这促使他出于“政治”的考虑，不断删改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