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与《子夜》

一、五四前后的茅盾

茅盾(1896-1981)：沈德鸿，字雁冰，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人。

1913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读书。1916年经介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1919年春夏之交，五四运动爆发。在它的影响和推动下，茅盾“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

1921年1月，茅盾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并与周作人、郑振铎、王统照、叶绍均、许地山等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1921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1926年1月，他被选为代表到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茅盾赴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二、二三十年代的茅盾

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经牯岭到上海隐居，写作中篇小说《幻灭》《动摇》《追求》，表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前的亢奋，在革命中的动摇和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

1928年7月，他避居日本，写出长篇小说《虹》。

1930年4月，茅盾回到上海，在创作《子夜》的同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他在此前后相继创作了中篇小说《路》和《三人行》、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

1936年初，茅盾参与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讨论；10月，他与鲁迅、郭沬若等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三、三四十年代的茅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茅盾先后辗转于武汉、香港、广州、新疆、重庆、桂林等地，主编了《文艺阵地》等杂志，陆续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1938)、《腐蚀》(1941)、《霜叶红似二月花》(1942)、剧本《清明前后》(1945)和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1941）等。

茅盾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始终有着一系列的宏大构思，但因种种原因，这些作品与《虹》一样，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有些甚至主题刚刚点出，小说就戛然而止了。这其中包括《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

茅盾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文，特别是抒情性散文，如避居日本时期的《雾》、《虹》等，左联时期的《雷雨前》、《黄昏》等，抗战时期的《白杨礼赞》、《风景谈》等。茅盾很注重散文中象征手法与抒情色彩的有机结合。特别是象征物的选择，如迷茫的浓雾、一闪即逝的彩虹、雷雨前的沉闷空气、傲然挺立的白杨树等，及时地传达出了十分强烈的时代气息。

四、1949-1981阶段

1949年7月，茅盾出席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和全国文协（即中国作协前身)主席。

10月，茅盾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部长，创办了《人民文学》。

1965年1月，茅盾辞去文化部部长职务。

1978年9月，茅盾的回忆录《我所走过的道路》开始连载。

1981年3月，茅盾病世于北京。中共中央应茅盾的请求，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胡耀邦在悼词中指出：“沈雁冰同志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望的革命作家、文化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同鲁迅、郭沬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五、茅盾的批评观

在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上，茅盾认同“文学是人生的反映（reflection）”。他借鉴了泰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再加上“作家的人格（personality）”，认为这四个方面充分表明了文学的“社会性”。茅盾始终强调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是与人生、人类有关系的文学。

1923年，邓中夏等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茅盾特地撰文支持，宣告“为人生的艺术”能够唤醒民众、激励人心、给他们以力量：“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

1925年，茅盾写了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以苏联文学为借鉴，探讨了无产阶级艺术的历史形成、产生条件、范畴、内容和形式五个方面的问题。茅盾用无产阶级艺术来充实和修正“为人生的艺术”，标志着他文学艺术观念的重大转向。

1928年7月，茅盾撰写了长篇论文《从牯岭到东京》，批判了当时革命文艺的“标语口号化”倾向。希望新文艺至少先做到不要太欧化，不要多用新术语，不要太多了象征色彩，不要从正面说教似的宣传新思想。

20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茅盾一方面总结五四新文学传统，另一方面批判了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的“脸谱主义”倾向。

茅盾的作家作品论文学批评，如《鲁迅论》《王鲁彦论》《读〈倪焕之〉》《落花生论》等，大都视野开阔，很有见地，因过于看重阶级分析方法，部分批评如《徐志摩论》、《冰心论》等难免有失公允。

茅盾立足于时代要求、作家立场及作品题材与主题的作家论批评，因其鞭辟入里、干净利落而又具有一定说服力，促使了以它为代表的社会-历史批评逐步发展成为最具影响的批评流派。

六、《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

《蚀》是以从“五卅”运动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段动荡的时代为背景，描述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俯仰沉浮：“我是真实地去生活，经验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得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我就开始创作了。”

《蚀》三部曲因其鲜明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在当时招致了以创造社和太阳社为代表的革命文学阵营的有失偏颇的批评。
钱杏邨：茅盾“他完全是一个小布尔乔亚的作家”，他不是“大勇者，真正革命者”的代言人，而是“幻灭动摇的没落人物“的代言人。
夏志清：《蚀》表现了真实的心情、高超的艺术描写能力。

《幻灭》

• 慧女士：“新女性”
• 静女士：传统、幻想
• 抱素︰轻薄追逐女性，可耻暗探
• 强连长：温雅有气概，恋爱庐山

《动摇》

• 方罗兰：动摇——在左倾与右倾之间，在店员风潮与店东们之间，甚至在梅丽与孙舞阳之间，都是动摇的。作为国民党县党部主要负责人，在大革命严峻/复杂的形势面前，却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看不清时代的本质，导致革命失败。
• 梅丽︰太太，温婉可亲，相夫教子，这世界变得太快/复杂古怪/矛盾，年纪轻轻就觉得有点消沉/阑珊。唯一带来刺激和侮辱是孙舞阳。
• 孙舞阳：新女性——思想解放，豪放不羁，机警而又妩媚，能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她周旋于方罗兰、朱民生、林子冲等众多男子之间，却能够做到把性和情截然分开，不爱任何人，因此被人谑称“公妻榜样”。她把方罗兰逗引得神魂颠倒，却始终掌握着主动权，不希望他离婚——她的处世哲学**：**决不能因此使别人痛苦。
• 胡国光：劣绅——“积年的老狐狸”，既善于投机钻营，又阴险狠毒。

《追求》

• 上海的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在经历大革命失败的幻灭和动摇后，在精神上感到极度的苦闷，渴望重新点燃希望的火炬，但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
• 张曼青最后一个憧憬：教育救国。另外，他理想的爱人是温柔沉默，不尚空谈，不耻小事的女子。然而，学校的黑暗与婚后朱女士的浅薄琐屑都给了张曼青当头棒喝。
• 王仲昭是个新闻记者，主张新闻救国，奉行实际主义。他希望以半步主义改革来实现自己做名记者的梦想，而他的全部动力来源于对心仪女性陆俊卿的追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等到王仲昭的憧憬最终实现时，陆女士“遇险伤颊，甚危”的电报却立即让他瘫软在座椅上。
• 史循是个怀疑派，对现实感到很失望，热极而冷，跌进了怀疑和悲观的深渊。再加以身体和情感的失败，史循日益颓废，走上了自杀之路。
• 王诗陶曾乐观地相信，脆弱的个人必须走联合的道路，依靠群体的力量来约束与推进自己。然而，纠葛不清的三角恋爱、怀孕和爱人的去世等，逼迫她最终走上卖淫的道路。

七、其他作品

（一）《虹》：梅行素——新女性

• 《虹》开头就写三峡之险，即有暗喻梅女士身世之意。她娇生惯养的小姐，受五四思潮的影响，勇敢地冲出包办婚姻的牢笼，追求自己青梅竹马的表兄韦玉。然而从逃出成都到泸州、穿越三峡到上海，她经历了爱情的挫折、同事的排挤、地方军阀的居心不良、紧张的群众运动等许多惊涛骇浪。梅女士没有沉沦。相反，她天赋的个性和生活中感受的思想和经验，激励着她勇往直前，变身勇于反抗侮辱与压迫的新女性。最终，梅女士在共产党人梁刚夫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 《虹》标志着茅盾创作方向的转向。与《蚀》三部曲相比，《虹》更注重文艺创作的时代性，即“集团的活力”如何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
• 表现在人物塑造上，《虹》是茅盾第一次写人物性格有合乎规律的发展。
• 梅女士的思想情绪依然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但经历了从“五四”到“五卅”这一段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的洗礼，梅女士逐渐成长起来。
• 按照茅盾的设想，《虹》的后半篇《霞》将描写梅女士经过各种考验，从而最终完成思想转变的过程。
• 梅女士思想情绪的“纯化”，即“无产阶级化”，意味着新女性逐步走出了“幻灭”与“动摇”的“缠绵幽怨”，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寻找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所在。新女性的形象因此变得理性、明朗。
• 但其精神内涵的丰富性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或多或少的损害。如梅行素需要不断克制自己浓郁的女性和母性来征服环境，征服命运。
• 总之，从《幻灭》的静女士到梅行素，茅盾的新女性系列，在“革命加恋爱”的外衣下，借妇女解放之名，行社会解放之实承载了相当繁重的再现民族历史的重任。
• 《虹》完整地再现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成长史，是“一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寓言故事”(夏志清)

（二）《林家铺子》

• 林老板：从父亲手里继承了一个小铺子，惨淡经营。在日本侵犯上海、青年学生掀起抵制日货风潮的大背景下，为避免货物被封存，厚道的林老板被迫通过贿赂商会会长，取得了销售日货的默许。他还采取卖”—元货”等办法苦苦挣扎，希望能熬过年关商铺倒闭潮。但在官府的敲诈、钱庄的逼压、同业的中伤等重重折磨之下，林家铺子终于难逃破产的命运。林老板和女儿被逼出走，而最惨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朱三阿太、陈老七和张寡妇等孤苦的存款户。因告状无门，孩子又被踩死，张寡妇已经完全疯了。
• 林家铺子的倒闭深刻地反映了民族危机、政治腐败、民族工商业的衰落和农村经济的凋敝等一系列问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 整个小说布局严谨，结构紧凑，笔触凝练，人物形象鲜明，不失为茅盾中短篇小说中的名篇。

（三）《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八、《子夜》（1933）

（一）宏大叙事，史诗品格

1930年春末夏初，就国际环境而言，欧洲经济危机影响到中国的民族工业，一些以外销为主的轻工业濒于破产。国内，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等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爆发了激烈的中原大战。民族资产阶级为转嫁内外损失，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从而导致罢工浪潮高涨；农民武装起义在破败的农村也已呈燎原之势﹐茅盾原计划通过农村与城市革命力量发展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整个面貌。但因难以把握，他不得已放弃了农村，而割舍不下的“第四章”，就成了整部小说中的游离部分。为实现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意图，茅盾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阶层：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者及工人群众，并且有目的、有计划地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二）第一次出现资本家的群像

• 吴荪甫
  中国民族工业资本家典型代表他曾游历欧美，视野开阔，魄力远大，富有胆识而又手腕灵活，具有发展民族工业的强烈愿望。他从故乡开始建立起以电厂、钱庄和米厂等为基础的双桥王国，随后又挺进上海，创办裕华丝厂，短短几年间就积家了雄厚资本，成为上海实业界名副其实的大亨。 因受日丝倾销的影响，同业纷纷垮台，精明强干的他抓住机会，联合孙吉人、王和甫等—批追随他的实业家，牵头组织了益中信托公司，吞并了七八个小日用品工厂，试图打造他梦寐以求的工业王国。
  以赵伯韬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在美国金元对外开拓的支持下，试图支配工业资本。吴荪甫等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踌躇满志地同时开拓了扩张工厂和公债投机两条战线。然而，因国内时局动荡，战争不断，双桥发生农民暴动、上海爆发工潮、新收工厂生产过剩、公债投机也面临严重亏损。更重要的是，赵伯韬精心布置了陷阱，对他的“经济封锁”逐渐收紧。
  吴荪甫很清楚自己的困境，决意卖掉所有的工厂，甚至抵押自己的公馆，集中益中信托公司财力，在公债市场上与赵伯韬决一雌雄。可就在最后的决战时刻，举足轻重而又贪利忘义的杜竹斋倒戈一击，立刻让他的所有梦想破灭，最后以破产告终。吴荪甫作为一心一意想干实业的民族资本家，野心勃勃而又富有冒险、硬干的精神。他最不能忍受有些好好的企业放在那些没有见识、手段和胆量的庸才手里被弄得半死不活的。在这一点上，《子夜》认为他是“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
  小说还鲜明地刻画了吴荪甫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动摇性。他的性格发展随着与赵伯韬“联合”与“斗法”的逐步深入而不断变化。第一次合作胜利时吴荪甫信心满怀要再干。
  而随着矛盾的激化，在赵伯韬及其背后的金融资本、官僚势力的步步紧逼下，他的反击一再失败，唯-的补偿办法是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向九个工厂转嫁交易所损失。他感到自己的渺小，暴躁和颓丧感愈加强烈，以致于全没了平日的刚毅决断，丧失了自信心与抵抗力，动辄就想到保守与妥协。当背水一战失败时，他唯一的念头是想要开枪自杀。
  吴荪甫的悲剧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新旧军阀的混战、民生的凋敝、官僚与资本的勾结等，注定了他的梦想仅仅是一个幻影而已：“只要国家像个国家，政府像个政府，中国工业一定有希望的！”
  吴荪甫处处希望建立和维护他的权威形象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自己的大家族里。而当他不得不把自己关在书房中，完全没有清醒的思考能力，只能无奈地独自呻吟时，他已超越自身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身份，激起了读者广泛的同情与理解。

• 赵伯韬
  为金融买办资本家，是美国金融资本的代表，与中国官僚阶层也联系密切，是上海金融市场的主要幕后操纵者。为把中国民族工业控制在自己的手里，他处心积虑而又游刃有余地与吴荪甫“斗法”：“哈，哈!吴荪甫会打算，就可惜还有我赵伯韬要故意同他开玩笑，等他爬到半路就扯住他的腿！”他目空一切、诡计多端，而且在扒进大量公债的同时也扒进许多女人，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总之，赵伯韬是外国资本与中国官僚阶层相结合的金融买办资本家的鲜明写照。

（三）次要人物群像的刻画

• 杜竹斋：姑老爷，生性多疑，谨小慎微，热衷于搞投机发横财，对办实业毫无兴趣。他看到了吴荪甫的刚愎自用，更怕与赵伯韬“斗法”。他与吴荪甫从合作到分道扬镳、再到关键时刻背叛攻守同盟，反戈一击，充分暴露了其唯利是图的本性。
• 冯云卿：利令智昏的海上寓公，在公债投机中无疑是个输红了眼的赌徒，竟不顾诗礼传家的颜面孤注一掷，让独生幼女到赵伯韬那里施展美人计。
• 还有猾傲自负的工厂总管屠维岳、帮闲文人李玉亭，航运商孙吉人和煤矿主王和甫等，组成了小说轮廓分明的人物群像。

（四）严谨的写实精神

• 茅盾把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看作自然派先驱，认为“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它的两件法宝是“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
• 福楼拜是“冷静的，客观的”，强调实地考察，认真查阅、研究历史文献与档案，力求用了“科学的写实的手腕”忠实地再现“真正的历史”。茅盾要用文艺创作来反击托派，因而在“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时很注意细节的真实。他不但通过寻访同乡故旧搜集资料，而且实地考察工厂和交易所等，甚至与瞿秋白讨论过大资本家所坐的轿车应该是福特还是雪铁龙、大资本家愤怒至绝望时是否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
• 在具体的写作上，茅盾也借鉴了巴尔扎克的方法，先行拟定非常详细的大纲，各色人物的性格、教养及其发展等，并加以反复推敲。这既使得茅盾的写作常常能一气呵成，很少改动，又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小说的严谨性。
• 瞿秋白认为《子夜》作为成功的写实主义小说：“带着很明显的左拉的影响（左拉的《金钱》）。”茅盾虽然没有读过《金钱》，但热情地介绍过自然主义，称赞左拉在文学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纯客观的态度”，以为其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
• 茅盾虽然深受法国写实传统的影响，但在《子夜》的写作上却是大大突破了自然主义的局限性。大量的深入人物内心世界的心理描写、随时随地的评述阐发、“带了极浓厚的罗曼蒂克的色彩”，这都使《子夜》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厚和复杂，一定程度上也充分反映了茅盾叙述意图和艺术表现之间的矛盾性与动摇性。

（五）都市文学叙事模式的新变

• 茅盾赞颂机械的“力量”与“美”，认为机械是“都市大动脉”︰“然而机械这东西本身是力强的，创造的，美的……把机械本身当作吸血的魔鬼而加以诅咒或排斥，是一种义和团的思想”；“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机械将以主角的身份闯上我们这文坛罢”。
• 茅盾对于工业文明的产物——现代大都会上海实怀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赞叹。小说开篇便是那天堂般五月的黄昏，软风拂面的苏州河畔，闪烁的霓虹灯所宣示的城市活力：“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烧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现代城市的标志之一是雪铁龙汽车像狂风一样的速度：“每分钟半英里，—九三〇年式的新纪录”。吴老太爷是封建社会“古老的僵尸”，到了大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去罢!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
• 但与新感觉派等其它都市文学专注于旋转的舞厅、繁华的街道、疯狂的赛马场和白金的女体塑像等不同，小说虽然也很客观地描述了上海的许多街巷道路，但大都只是作为叙事的背景一笔带过。
• 《子夜》浓墨重彩的地方是喧闹的证券交易所、工潮汹涌的丝厂、密谋策划的吴家客厅和漫天飞舞的战争消息等，刻画的不仅有公子小姐、交际花、妍头、仆役、小职员和小知识分子等都市文学中常见的代表性人物，而且着重渲染的是资本家、商人、政客、失意军官、交易所经纪人、工厂总管、女工、工运领袖等。
• 小说通过投机市场、民族资本家和工人阶级这代表都市生活的三个方面立体式地展现了大都会上海作为现代工业文明中心的真实面貌，而主要线索是围绕公债市场的激烈争夺展开的，能够左右公债价格的，一是军阀混战的影响，二是大资本家的操纵。
• 小说共描写了四次公债市场的大决斗，既可以展现最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有利于把各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吴荪甫身上，又能深刻地反映出他所代表的民族资本家的动摇性。正是通过公债市场这一典型环境，茅盾从经济、政治的层面充分展现了大都会上海殖民性、民族性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系，从而顺利实现了其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意图。茅盾的《子夜》开启了都市文学的左翼叙事，极大地丰富了大都会上海的现代书写。
• 茅盾强调都市文学应该加强对“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被剥削到只剩一张皮的描写”，他对于那些不表现工业生产的上海，忽视民族工业加速度衰落的都市文学极为不满，称之为“畸形的都市文学”。

（六）《子夜》其它艺术特点

• 《子夜》还在蛛网式密集结构、政治讽喻式手法、人物心理的深入刻画等方面令人称道。譬如，整个叙述都集中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气呵成，而开头两章就借吴老太爷之死铺开了全部的人物关系，规模宏大而又错落有致。
• 又如将小说的原名《夕阳》改为《子夜》，让吴老太爷这“古老的僵尸”猝死于五光十色的大都会上海等，都以讽喻的形式表现了相当强烈的政治批判性。
• 但毋庸讳言的是，《子夜》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是细心研究的结果，并非‘写意’的创作”（朱自清），或多或少存在着主题先行、结构贪大求全、部分人物形象概念化等不足之处。
• 总体而言，茅盾的《子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扛鼎之作，对后来的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创作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